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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词-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时间:2018-12-19 14:01:48

辩护词-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辩护意见

——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认为张某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不是犯罪行为。现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证据存在诸多程序瑕疵,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应当被采信。

(一)某县县公安局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程序明显违法,且依据的证据不足。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材料,因其所处罚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北京市西城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由违法行为地收集关于违法的证据材料后移交某县县公安局处理,而本案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本案收集、移送证据材料的手续,系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

(二)某县县公安局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笔录不符合法定程序,不具有合法性。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发现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纵观本案全部卷宗,某县县公安局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笔录皆由某县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制作,而非由违法行为地北京公安机关制作,明显不符合法定程序。

(三)本案卷宗中并没有提讯提解证,违反了法定程序。 没有提讯提解证,不能证明办案人员提审的合法性,提审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到什么时间结束的均无从查证,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

(四)将立案之前收集的言词证据未经转化,直接用作刑事案件使用,程序严重违法。本案的六名证人证言,除被告人的父亲吴兴臣的证言外,其余五人的证言均是形成在立案之间。也就是说, 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收集的言词证据直接用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依据的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办理刑事案件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等,尽管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有时会按照刑事证据的要求取证,但这种取证方式并非刑事案件常态的取证方式,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法证明,因此应当予以排除。

(五)某县县信访局相关人员出具的《证明》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具有证明力。 该工作说明的本质是证人证言,应当按照证人证言的要求来收集,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本案证人证言之间互相矛盾,且大多为猜测性的语言,不具有证明力,无法证明存在犯罪事实。

本案中收集的董进宝、王成利、丁雪峰、王海龙、葛文春的证人证言。其中,董进宝、王成利、丁雪峰三人的证言拟证明被告人存在索要1万元上访费的犯罪事实。但该三人中,只有董进宝一人的证言称将1万元上访费用给了张某,而王成利、丁雪峰恰恰证实了被告人收到了4000元上访费,三人关于数额的证言完全矛盾。另外,董进宝证实1万元是其自己垫付的给了张某,而王成利证实这四千元是从镇政府经管站暂借,由高洪军镇长签的字,关于这4000元钱是从哪出的又完全矛盾。因此,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索要1万元上访费没有事实依据,别说是收到了1万元钱,即便这4000元钱的证言也完全矛盾。因此,不能证明这一事实。王海龙、葛文春的证言拟证明被告人的父亲收到了1万元保证金。其二人的证言关于是主动给的,还是被告人的父亲默许的这一事实完全矛盾。因此这一事实不应当被采信。董进宝、王成利、丁雪峰、三人证言均称:“如果这个钱不给她,那她一定去北京上访。”其三人得出的结论皆是推测性或猜测性语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一项,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猜测性、推断性证人证言无法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本案实体上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因反映老有所养的相关问题而到到北京信访符合法律规定,既非因寻求刺激而制造事端,也未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一)寻衅滋事罪应当符合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要件,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北京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发生过秩序严重混乱。也没有证据证明因收取上访费用而造成了柞岗镇政府秩序混乱。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寻衅滋事罪应当存在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同时具备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或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或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四种情形之一。本案中并不存在以上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因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寻衅滋事罪应当具备“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要件。因此,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是指公共场所正常的秩序受到破坏,引起群众惊慌、逃离、踩踏等严重混乱局面的。

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充其量仅能证明被告人曾经到过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却根本无法证明其实施了起诉书中认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以及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结果。

上访不是必然地导致扰乱办公秩序(公共秩序),如果上访人在上访的时候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寻衅滋事、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那么,这种上访就不足以扰乱公共秩序。证据显示,张某只是到过中南海周边,仅仅在民警例行盘问检查时就被训诫并被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可见其根本就不可能扰乱公共秩序,那么就失去了扰乱正常办公秩序的前提,更谈不上是寻衅滋事。

(二)寻衅滋事罪应当符合基于寻求刺激等非正常动机而到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制造事端的要件,而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所反映的老有所依的问题。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是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动机,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被告人张某上访系因反应老有所依的问题,无论是否三级信访终结,只要当事人认为不合理,就可以反映问题。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诉讼维护权利并无区别。

(三)指控张某索要1万元上访费证据不足。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另外,难道被告人上访单单是为了索要1万元上访费?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图这点费用?显然不符合常理。

(四)根据《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非法上访”的概念,也没有正常上访与非正常上访之分,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

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辩护人查遍《信访条例》,并未发现存在非法上访的概念,也没有规定到北京上访属“非法上访”,更没有规定可以进行罚款、拘留或定罪判刑。上访次数的多少并不会导致行为性质的变化,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非法上访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作为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尊重和保护上访者的权利,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认真对待并切实解决上访者的合法诉求,一味阻止、打压甚至刑事入罪,这样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第509号指导案例指出:“信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信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当做好解释工作。对于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当行为,我们不能轻易作为犯罪处理,而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妥善处理。动辄对信访人的行为以犯罪化处理,不利于实现信访工作的目的,不仅不利于保护信访人的正当信访权利,也难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相信合议庭会有更高的智慧妥善处理此案,做出公正判决。

                                                 

 

 

辩护人: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