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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新标准对公安刑事执法的指向作用

时间:2018-05-18 11:48:01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特别是在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方面,较之1996年刑诉法具有很大突破与完善。既是对“两个基本”旧证据观的实务矫正,也是立法技术的完善。现阶段,公安机关如何理清刑事证据新标准所带来的办案模式驰越,刑事执法职能如何依循法治轨道发挥其用,如何引导侦查人员击溃重破案轻定案的马其诺防线,是公安机关亟需整理、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

  证据制度可谓是整个刑事诉讼法体系的生命长链。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对客观认识案件事实、依法定罪量刑都起着关键性的建构作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证人保护制度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特别是证明标准方面,更是对1996年刑诉法的突破与完善。现阶段,公安机关如何理清刑事证据新标准所带来的办案模式驰越,刑事执法职能如何依循法治轨道发挥其用,如何引导侦查人员击溃重破案轻定案的马其诺防线,是公安机关亟需整理、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细化与完善

  从1979年刑诉法到1996年刑诉法再至2012年新修改后的刑诉法,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依托法律形式不断完善、严密、科学,条文形式从225条增加到290条,制度内涵从解决无法可依,到吸收无罪推定理论,再到此次立法修改明确尊重和保障人权,凸显了两轮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也经历了重大变革。

  (一)对“两个基本”的实务矫正

  在早期刑事诉讼实践中,由“严打”刑事政策所衍生出的“两个基本”思想,即“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曾长期影响我们公检法刑事司法实务。实际上,1983年开展“严打”政策后,1985 年 5 月彭真同志在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认为“一个案件,只要有确实的基本证据,基本的情节清楚,就可以判”,从而逐渐形成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后,2001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法部门要形成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合力,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要快捕、快诉、快判,不要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延误时机。之后同年4月,最高检发布《关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该意见中对两个基本界定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而最高法同年发布的《关于贯彻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将两个基本界定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扎实”。无论是“充分”、“确凿”还是“扎实”,虽不是以法律形式体现在立法层面,但在实务中却被政法部门很多办案人员奉为万用钥匙,正如陈瑞华教授所指出的:“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严打运动的逐步兴起,‘从重从快’地惩罚犯罪成为司法机关优先选择的刑事政策。在这一运动中,这一证明标准也被修正为‘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所谓的‘两个基本’。”

  “两个基本”概念提出之后,在一个时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逐渐背离了防止“延误时机”、久拖不决的制定初衷,为实务办案人员形成“有罪推定”的顽固错案观埋下隐患。对存疑案件采用此标准断定有罪,进而定罪判决,使错案形成机率增加。特别是在侦查阶段,也为刑讯逼供带来滋生土壤。因此,在1996年刑诉法中,第162条将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明确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快速打击犯罪的大背景下,立法缺乏相应完备的证据制度作支撑,使得实务办案中依旧不能完全洗脱“两个基本”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第 2 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 (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对证据标准明确为“确实、充分”,且提出可操作性的三项规定,为司法实务人员提供指引,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明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两者并非国外学理中的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即,排除合理怀疑是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旧有的“两个基本”证据观,其实是在严打的政策前提下,通过对据以定案的事实与证据加以限制,降低公诉方在承担举证责任刑案中的证明责任,从而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推波助澜,加速了案件走向。在旧有证据观下,“两个基本”虽然对审判机关行使司法审判权造成一定困扰,但却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指控犯罪带来助推力。从很大程度上讲,近年来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讨论、存疑与争议的缘由,都可以用学者樊崇义的观点来概括,即“诉讼认识可能和客观真实的背离”。正是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背离,使得实务中“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易由立法完全锲入个案,案件中细枝末节之处的查实与证明,可能不完全与诉讼认识相符,但是将会直接干预到刑事司法实务人员对个案是否定罪、如何量刑的差异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两个基本”虽然弊端颇多,却为部分实务办案人员所使用,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了解决诉讼认识和客观真实的差异之处。因此,此次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标准的新规,是承认和正视了诉讼认识和客观真实可能存在的背离现象,也是更为科学、客观的立法理念的直接反映。

  (二)“排除合理怀疑”是立法的完善还是妥协

  时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在刑事案件中,穷尽一切手段与方法,都不可能对已发生的历史性事实进行绝无差别的还原或认知。正如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刑事审判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也就是说,虽然对于正义的结果可以有独立的判断标准,但是却没有必然产生正确结果的切实可行的程序。以刑事案件为例,即使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公正的进行诉讼活动,审慎的证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得出有误的诉讼认识。严格的程序与正确的结果之间不是必然性的因果推导,而是有或然性的偏离概率。

  那么,如何使这种偏离概率降至最低,或者说如何使每起刑事案件对根本性事实——罪与非罪的判断准确率升至最大,国内外学者和实务人员都孜孜以求,不断论证。在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论题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客观标准,大陆法系国家奉行主观标准。所谓客观标准,就是指英美法系国家适用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较为倾向于取得客观化的证明效果,较为通常的理解就是在英美陪审制前提下,法官具有说服陪审团做出是否有罪判断的责任,而最终做出判断的主体是陪审团,陪审团成员要以一个理性人的角度,基于理性与常理,不会在审慎定罪时犹豫不决,才能对被告人确定有罪。所谓主观标准,就是指大陆法系国家适用的“内心确信”标准,较为倾向于采取主观心理的判断,较为通常的理解就是在自由心证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作为判断证据的主体,通过自身的诉讼认识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可以看出,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在证据的证明标准方面,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客观证明标准。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新标准,学界也存在正反两方面声音。支持者认为,立法增加这一规定,使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更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易于侦查阶段的公安执法人员所把握和运用。反对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还是不能达到对案件事实的绝对、完全的确定,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实务界长期存在的“两个基本”概念的沿用,是立法的妥协。到底是立法的完善还是妥协,笔者认为从“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上界定其含义,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立法初衷。

  英美法系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解读,常用“道德确信”作为同义词。如果陪审团的成员对于被告人有罪形成了道德确信,也就是对案件事实是否有罪的判断,与决定自己生活中重要事务一样审慎,在对所有证据细致、公正的分析、考虑后,在对被告定罪时不会犹豫不决,就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比如,纽约州上诉法院曾对合理怀疑做出界定,即基于同情、幻想、偏见、成见、空想、多愁善感而产生的怀疑,不是合理怀疑。基于陪审员因软弱、无能和胆小而逃避给他人定较重的罪行所致的不情愿也不是合理怀疑。

  正如法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戴尔指出的:“人的审判是有限的。”诉讼活动要正确认识并且遵循客观规律,而在刑事审判中的客观规律之一就是,司法程序无法也无须实现对全部涉案事实的决定确定查明。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综合全案证据后,可以基于一般的理性、常理、实务经验,得到不存在无罪且需要定罪的合理判断,将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误判机率。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证据证明标准方面明确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是对实务中如何操作“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立法引导,而非单立新的证据证明标准,更不是立法的妥协。“排除合理怀疑”与“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一起,成为我国刑事审判中判断证据确实充分的必备条件。正视这种真实存在的、实质的怀疑,才可能科学兼顾法律程序与客观规律,克服误判,克服矫枉过正,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正义。

  二、公安刑事执法对刑事证据新标准的回应与融合

  任何法律制度的改革,都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完善的大背景。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立足本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公安工作的时代主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是停留在口号上,更不是固化在文本上,而是要扎扎实实的体现在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的提档升级上。时代之需与人民所盼,促使我们公安刑事执法更要精准捕捉刑事立法改革讯息,通过实际工作作出准确回应。理念的转变则提高刑事司法职能履职能力的第一道关口。

  (一)从抓人破案到证据定案的执法理念转变

  旧有“两个基本”证据观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主导思想,使侦查人员一直以刑事司法断案生力军形象占据历史舞台。抓人破案,是很多基层公安机关刑警的口头禅,也是很多考核部门衡量基层执法工作的数字指标之一。实务中,特别是我们公安机关侦查部门,过于紧盯“人”的因素,又要在移送案件审查起诉时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依赖口供就成为最快捷的选择。但是对口供的依赖,使得侦查人员急切追求有价值的口供,甚至不择手段逼供,为刑讯逼供带来滋生土壤,进一步为冤假错案的产生提供诱因。

  时间的一维性带来了案件事实的不可重现性,特别是很多犯罪行为发生于隐蔽场所或者不易被发觉的时间节点,缺乏目击证人、缺乏视频监控,甚至一些重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已死亡,侦查人员既要尽快结案,又要达到案件移诉标准,而嫌疑人处于利己性的逃避犯罪心理,很多时候不会主动坦白,刑讯就成了很多侦查人员铤而走险的办案“经验”。加之对重要物证合法取得、固定方法缺乏认知,使得案件形成“夹生饭”,或者使本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缺失合法性而被排除,也就为后续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埋下一错到底的隐疾。例如2014年沸沸扬扬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对有关办案人员责任依法依纪追究,让人唏嘘。

  近年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的披露,促使“两高三部”于 2010 年出台了“两个规定”。而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各级法院在2014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2%和2.2%。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而细究每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几乎和刑讯逼供双生双息。

  刑事司法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公检法各机关各司其职,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并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应该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应首要达成的共识。依证据所证明的客观情况定案,不依赖“人”的因素,充分重视“物”的应用,才是公安机关担负刑事司法职责民警的基本执法理念。

  (二)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转变

  执法理念的转变,根源于诉讼理念的革新。抓人破案的旧观念之所以能够长期盛行,与1983年严打以来,一段历史时期内从严、从快的刑事办案思路不无关联。以侦查为中心,就意味着侦查环节定口供、定人、定证据,对案件罪与非罪的走向影响重大。法官没有必要排除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取得的证言,更没有必要强化法官对证据的直接审查,侦查阶段职能被强化,审判阶段职能被限制,导致抓到人,录口供,就基本案结事了等判决就好的办案思路成为定势。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观念,可能会带来对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问题的忽视,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背离,更不利于刑事诉讼整体效率与公正的兼顾。

  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下,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会强化对侦查阶段取得证据的庭审审查。证据在法庭上直接出示,并直接接受法官的审查,且运用客观的证明标准加以证实、论证、考量,从而使刑事审判的正确率更有保障。特别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辩护制度,取证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程序等方面的新规定,都旨在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将刑事审判置于更加公开、公正的场合进行。

  特别是对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而言,排除非法证据或了解办案实际情况时都可能需要直接办案人员出庭进行说明,对侦查人员来讲,坚持围绕庭审标准来严格执行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工作,坚持以言词证据为本转向以物证为本,坚持经办的案件经得住庭审质证与再检验,只有做到这“三个坚持”,才能透彻理解刑事证据新标准的运用法则,才能从根本上做好诉讼理念的转变。

  (三)刑事证据新标准的实务操作

  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细化后,对证据的“确实、充分”做出三点规定,首先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旧有的办案思路容易让侦查人员先入为主,潜意识中面对嫌疑人先围绕“有罪推定”收集证据,确定罪与非罪时,忽视了量刑方面证据的收集。新刑诉法细化的标准,可以说是新标准,更可以说是对规范执法、依法办案具体规则的重申。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与证实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证据一起,都是后续庭审中必要审查的证据,都应在刑事司法的第一环节注意收集。其次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这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的强化,也是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提出了更为严格、规范的要求和标准。第三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全面依法收集定罪、量刑证据,并经庭审查实的基础上,结合个案情况逐一推敲、考量,排除掉客观存在的、实质性的怀疑,完全做到上述三点,才可以说,完成了一个相对规范、全面的证据认定过程。

  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理论探讨总是不能涵盖实务活动中的个案差异,如何使实务操作更有章可循,笔者认为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证据规定》)可以为公安机关日常侦查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引。例如,《证据规定》第 5 条和第 3 款对死刑案件证据范围做出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 一) 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 ( 二) 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 三) 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 ( 四) 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 五) 被告人的罪过;( 六) 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 七) 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以上关系到死刑案件是否能够认定以及是否应当适用死刑的定罪和量刑证据上,都应当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同时,《证据规定》第 5 条第 2 款对死刑证据标准做出规定: “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 二) 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 三) 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 ( 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如何排除合理怀疑,立法的革新必然会带来实务适应的一个阶段。试举最高检抗诉的一起绑架案简单阐述。这起2008 年由最高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忻元龙绑架案,该案一审忻元龙被判处死刑,但是二审认为该案存在忻元龙购买手机串号与手机卖家证言不一致,该案有两位证人目击案发当日附近还有中年妇女带走一个小女孩,是否存在他人犯罪可能性这两个疑点,改判死缓。经最高检抗诉后,最高法指令重审。重审时,经庭审认为本案定案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结论、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公安机关根据忻元龙的供述找到被害人杨某某尸骨,忻元龙供述的诸多隐蔽细节,如埋尸地点、尸体在土中的姿势、尸体未穿鞋袜、埋尸坑中没有书包、打错勒索电话的原因、打勒索电话的通话次数、通话内容,接电话人的口音等,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可以排除他人犯罪的可能性,且手机卖家旧货交易凭证与从忻元龙身上扣押手机型号、串号相一致,可以证实手机的同一性,据此,排除了原审法院认为的案件存疑之处,忻元龙最终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

  上述这起案件,第二个疑点的排除,是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综合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判断、证明的结果,而第一个疑点的发生,与侦查人员取证工作的不细致也有关联。手机卖家在被询问时,误将手机串号记成原机主的身份证号码,但是侦查人员却未发现这一差错。证据瑕疵可能导致的是对犯罪行为的纵妄,更可能会对整个后续审判活动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如何在侦查阶段对证据全面收集、核准,如何发现存疑处,如何排除合理怀疑,是对办案人员基本法律功底和实务经验的严肃考验。

  三、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标准意识的几点思路

  量多、面广、繁杂、紧迫,是现今多数公安执法岗位,特别是基层执法岗位的真实执法环境,对刑事犯罪的精确打击、对行政争议的依法处理、对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化解,都是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的职责所在。但是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证据意识存在问题,导致证据证明标准不严格,进而影响到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进程,甚至影响到弱化对犯罪的打击时机和打击程度。对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而言,培养良好的证据标准意识,形成科学的考核机制,都是击溃办案民警重破案轻定案的马其诺防线的有力方式。

  (一)培育良好的证据标准意识

  证据标准意识的培养如果脱离了法律实践,就可能演变为僵化、教条的书本教育。对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来说,侦查阶段“做什么、谁来做、何时做、何地做、怎么做”,都需要通过大量的工作实践获得经验。首先,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侦查人员要迅速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的转变,明确言词证据的有限性,全面对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还要注意收集方式的合法性,做到收集证据的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有关的法律文书合法。其次,对侦查人员出庭应诉技能进行定期专题培训。依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对于需要排除非法证据而进行庭审调查或者需要了解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公安民警都可能需要出庭作证。因此,庭审技巧的培训和法律功底的积累尤为必要。在具体的侦查工作中拉得出、打得赢,到了法庭调查阶段,经过法、检、律的轮流质问却说不出、说不过,会形成更多的工作僵局。在具体的法律事务中,综合运用法律、情理、事理依据,恪守法定程序,查清案事件情况,收集证据,科学归纳论证才可能在侦查阶段中形成主动进攻、整体作战的工作格局,才可能在庭审中讲得出、说得清。在各单位日常培训与集中学习时,有针对性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判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及其附属部门公布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公布的案例,灵活、直观的将案件焦点、证据审核技能及法律条文适用规则教授给办案民警,避免法理、法条说文解字式的照搬授课,效果更为直观。

  (二)形成科学的考核机制

  公安队伍人数占公务员队伍比例庞大,但是职级层次、职务岗位设置明显偏少,面对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面对警务信息化、执法规范化、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等新使命、新责任,公安民警在完成日常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不同的考评任务。试点以点代面,以公招大学生新警或执法岗位35岁以下民警为试点,探索建立素质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学习培训机制,并与其执法档案记录相挂钩,做出全面考评,从而提高民警的职业认同感、对工作及团队的信任度,并逐渐扩大民警素质教育的辐射面,公安民警在侦查活动中重塑良好的证据定案意识才成为可能。

  当前,经济社会必将保持较快发展态势,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引起深层次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暴露,对刑事犯罪的精准打击,对公民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依旧是我们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时的重中之重。对刑事诉讼证据标准问题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旨在于通过证据证明标准的梳理与分析,强化公安民警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的全面认知与转变,从重抓人破案到重证据定案,有力推动刑事司法履职能力的科学、公正、有序提升,恪守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原则,立足履职能力建设,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有作为、立新功。